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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李路曲: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质与学科划分标准

发布时间:2019-06-24 18:32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对把“外国政治”作为比较政治学基本范畴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分别提出了“方法论”“比较性议题”及“综合论”的观点,从而使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范畴的界定出现了“方法论”“本体论”尤其是研究议题之间的争论。产生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特质与传统上认定的学科内涵之间既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又有着内涵上的较大差异。因此,要以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质为核心,阐明其学科界定中的内在矛盾,并按照学科划分规律尤其是以研究领域为单位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内涵进行界定。

  可以将“外国政治”等同于比较政治学吗?为什么很多“外国政治”从来就没有被划入比较政治学?为什么政治文化理论的出现改变了比较政治学仅包括政治制度的传统划分标准?为什么很多“外国政治”只是个性研究,并没有比较研究,但我们仍将其保留在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之中?比较研究或比较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是一种什么关系?由此,为什么政治学的这门分支学科被称为“比较政治学”而不是“外国政治”?正是由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引起了对于这一学科内涵的争论,因此,只有在承认变化和回应这些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学科划分标准,才可能在新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比较政治学是一门“方法论”(文中所关注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或“方法论”既包括各种基本比较方法,如质性比较和量性比较的方法,也包括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各种理论范式和研究模型,如理性选择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比较历史分析理论以及各种中观理论等。相对于比较方法而言,本文的“本体”指经验性政治议题。)还是“本体论”的学科,抑或兼而有之?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这一问题被提出并越来越引起比较政治学学者的重视。尽管学者们会从不同的视角来强调自己的观点,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还没有人在进行证实的同时进行有力的证伪,没有通过对与己不同的观点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来反证自己的观点,因而在这一领域还没有达成共识。

  第一种是“方法论”的观点,认为用“比较政治学”来命名政治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无论是从学科命名的规律上看还是从通常的理解来看,都支持把比较政治学看做是一门方法论学科。从命名规律来看,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都是根据学科的基本特质和基本内涵来命名的,即“名实相符”。因而,比较政治学也应遵循这一规律,既然以“比较政治学”命名,就应当是一门方法论的学科。阿伦·利普哈特(ArendLijphart)指出:“‘比较政治学’一词标明了‘怎样分析’,但没有明确分析‘什么’。”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比较政治学的显著特征是方法论。”罗伯特·霍尔特(Robert T.Holt)和约翰·特纳(JohnE.Turner)指出:“比较是研究和分析的方法,不是实质性的研究领域。”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指出:“许多比较学者都同意利普哈特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比较方法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解释事物本身;它从外部提供了观察事物的特定视角,而不是从内部解释事物的本质属性;比较政治方法或比较政治学就是从外部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因此,比较政治学相对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不同之处或独特性在于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它是一门方法论的学问。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常常有学者会说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中唯一一门以方法论来命名的学科的来源。

  第二种是“外国政治”的观点,认为比较政治学主要是研究外国政治的,传统上多数人持这种观点。比较政治学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始于20世纪上半叶对西方几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研究,20世纪中叶以后扩大为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对东西方发展主义的研究,这些都被看成外国政治。尽管这以后出现了对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但研究数量远远少于外国政治,而且大多也是直接为外国政治服务的。因此,大多数人认为,比较政治应该被看做外国政治。换言之,现实中被划定为比较政治学内容的并非仅仅是比较的方法和理论,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国别政治这种“本体性议题”的研究。“比较政治学不应仅仅包括比较方法,这一领域还应该包括对一个以上国家的国情的研究。”尤其是在比较政治学形成之初,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比较方法和各种理论范式,因此,外国政治的议题或本体是比较政治学的主要内容。

  第三种可以称为“比较性议题”的观点。由于“方法论”采取的是一种狭义的学科划分标准,把比较政治学理解为比较的方法,至多是比较政治的方法,使比较政治学难以构成一门学科;而“外国政治”采取的是一种过于广义的标准,将非比较性的或只有潜在比较性的国别政治研究包含在内,因而在它们之间必然孕育出第三种观点,即将外国政治中非比较性的议题剔除出去,而将比较性议题定义为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小G.宾厄姆·鲍威尔(G.Bingham PowellJr.)指出:“比较政治学有两个研究主题,一是对不同政治系统的政治特性和政治过程进行研究,二是研究的方法,即如何比较和为什么如此比较。”显然,前者是指比较性的研究议题,后者是指比较方法。2007年出版的《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以下简称“《手册》”)被认为是当今最权威的比较政治学著作,这部宏篇巨著除论述理论与方法外,其余都是议题研究,分别是国家和国家形成、政治同意、政治制度及其变迁、政治不稳定与政治冲突、大众政治动员、政治需求、比较视野下的治理。这些都是比较性的议题,而非只具有潜在比较性的外国政治。

  一些学者还直接批评了把外国政治作为比较政治学的观点。乔纳森·霍普金(Jonathan Hopkin)指出:“正如很多不满的比较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比较政治学经常被理解成简单的‘外国政治’。这确实是《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书评栏目所使用的意思,也是美国乃至其他国家政治学系的组织命名所指称的用法。但是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这一名目下所开展的很多研究根本不是比较研究,相反却是极其狭隘的‘特性’研究,即那种仅限于对特定的案例或事件(往往是个别国家)的研究。事实上,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无论如何绝不应当受到这种制度性惯习的束缚与限制,相反,作为‘建构社会科学普遍化的主要手段之一’,比较研究方法能够且应当用于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性’研究,致力于提出‘通则式’的理论学说。”查尔斯·利斯(Charles Lees)指出,对目前的外国政治学者来说,只有在外国政治中采纳比较方法,才能改变单一国家甚至多国研究碎片化的状况,比较研究能够增加外国政治研究的深度和精确度。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手册》作者的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绝大多数从最优秀的院系毕业的比较政治学学生都被培养为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者。实际上,‘比较’这个词在绝大多数场合具有误导性,因为比较政治学常常不涉及比较,而是去研究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夸张一点说,人们可以将此类比为美国国务院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某位学者供职于‘日本研究’,而另一位则供职于‘智利研究’等等。”从《手册》的编写体例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该书收录的政治议题均是多国比较性的,没有按单一国家的体例来进行收录。这种认为某些外国政治不是比较研究的观点,在学理上把比较政治研究与外国政治作了区分,认为外国政治并不等同于比较政治学,只有其中具有比较性的研究才可以称为比较政治学。现实中的外国政治绝大多数是对一个问题或一个案例的描述性或解释性的特性研究,缺乏比较性。很多外国政治学者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没有掌握甚至不愿意使用比较方法,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比较主义者。

  无论是“外国政治”还是“比较性议题”都是一种将经验性的议题作为比较政治学主要内容的观点,这也符合传统上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实际上,绝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的著作都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有自己的研究议题,因而这在更大程度上是把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本体论”学问来研究的。我们可以通过四篇对比较政治学领域三本权威学术期刊刊发的所有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的文章来看“方法”和“本体”在比较政治学中的比重。李·西格曼(Lee Sigelman)与小乔治·加德布瓦(GeorgeH.Gadbois,Jr.)于1983年发表的《现代比较政治:总体考量与评估》一文对1968—1981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分类和统计分析,把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分为研究方法、政治发展、政党政治、次国家政治和政治行为等28个主题。可见,研究方法和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议题。阿德里安·普伦蒂斯·赫尔(Adrian Prentice Hull)于1999年发表的《比较政治学:自1980年代以来的总体考量与评估》一文对1982—1997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它选取文章的标准是是否选择并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文化分析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政治议题进行研究。当时正是这些理论发展或盛行的时期,因而他强调对这些理论范式的应用有合理性,但是从论文的数量来看,研究议题仍然是这一阶段主要的研究内容,而不是研究方法或理论,这些议题主要包括政治发展、公共政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主、国家整合等32个主题。赫拉尔多·芒克(GerardoL.Munck)和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于2007年发表的《讨论比较政治的方向:基于主流杂志的分析》一文对1989—2007年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把这一时期的研究议题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是政治秩序、政体、社会行为体、民主与国家制度、经济发展与跨国家进程。显然,这些都是议题研究。林奇富等人于2016年发表的《近十年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进展——基于三种比较政治学主要期刊的分析(2006—2015)》一文对这一时期发表的911篇文章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依据《手册》的分类原则,将比较政治学分为六个主题大类,即政治秩序、政治体制、社会行动者、民主及民主制度、政治经济与全球化,但并没有像《手册》一样有专门的“方法与理论”部分,其中统计的方法论文章只占2.96%,其他均为议题研究。这四篇文章的连续性统计分析表明,研究议题即“本体”的研究数量远远超过了方法和理论的研究,从而证实了现实研究中研究议题或“本体”内容居多的情况。

  正是在此基础上,有人把比较政治学看成经验性的研究议题,与理论相对,这样一来,政治学就只能划分成两个分支学科,一个是纯理论性的“政治学理论”,另一个是纯经验性的比较政治学。与此相似的是构建“世界政治”这一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努力。“世界政治”是在把比较政治学仅仅看成“外国政治”的前提下,将其与本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分支学科整合起来,但不包括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这一划分与“方法论”和主张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列入比较政治学的划分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同时,由于政治学理论的特质是理论性,它是相对于经验性而言的,也就是说,划分这一类型或学科的标准是理论—经验这一二元分类法,是以一以贯之的从强到弱的理论性或经验性逻辑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而比较政治学是按方法来划分其类型或学科的,它用的并不是理论—经验的二元分类法,而是比较方法的强弱,是以比较性—单一性这一二元分类法为标准来区分它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界限的,即贯穿这一分类标准的逻辑是比较的强与弱。换言之,只要是强比较性的,那么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经验性的,都属于比较政治学,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理论性的如制度主义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比较历史分析和经验性的外国政治等都划入比较政治学是有道理的。由此看来,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的划分标准本来就有所不同,学科内容的交叉性是不可避免的。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近几十年来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比较政治学领域里取得的——就是这一矛盾的体现。这句话的另一层涵义就是说比较政治学不仅仅是经验性的,也包括相关的理论。

  第四种观点是一种“综合论”的观点,它是将前三种观点所主张的比较政治学的内容都包括进来而形成的。英格丽特·范比森(Ingrid Van Biezen)和丹尼尔·卡拉曼尼(Daniele Caramani)指出,比较政治研究一般被分为比较研究和外国政治,前者是基于某一主题比较不同国家的经验,后者是基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对这个国家进行研究,同时,比较政治领域内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方法的研究传统,即专注于方法论的研究。这就是指比较性议题、外国政治和比较的方法和理论。

  将比较政治学看做一门“方法论”的学科虽然准确揭示了比较政治学的特质,但它无法回应现实中多数研究者把政治议题看成比较政治学主要内容的观点;“外国政治”的观点虽然仍然为很多研究者所沿用,但这样一来就会将非比较性的特性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学,有些时过境迁;“比较性议题”的观点虽然将比较性议题与非比较性议题作了区分,但却使得比较政治学无所不在,从而导致严重的学科重叠,因为这样一来,如果一个问题被比较了,那么无论它原来属于政治学的哪个分支学科,现在都应被列入比较政治学,从而使政治学等同于比较政治学;“综合论”的观点虽然将上面三种主张都包括了进来,并试图避免它们之间的分歧,但同时也继承了它们的缺陷,更难以划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

  上述不同观点的产生虽然与人们的主观认识差异有一定关系,但主要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及内涵的变迁有关,即人们是基于不同时期比较政治学的内涵来认识和界定比较政治学的。

  比较政治学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变迁、研究进展和理论构建而变化的。这种变化改变着比较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研究者对比较的认识,也改变了学者们对比较政治学内涵的界定。

  从研究议题或“本体”的变迁来看,比较政治学的前身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政府与宪法的研究,二战后扩展到对法西斯主义和体制及意识形态的研究,这一时期被称为“制度主义”或旧制度主义时期。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那个时代的‘比较’是一种简单的对国家体制的罗列,囿于单纯描述,其目的是为了展示不同政府结构的差别和共性,‘比较’并非解释的工具”。换言之,这种对单一国家情况的罗列、没有直接的比较、没有应用规范的比较方法和理论,至多是一种潜在的比较,也不能从这种比较中得出只有比较性研究才能得出的多视角的、全面的结论或假设。这就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外国政治。尽管如此,把这种外国政治看成比较政治学的基本议题仍有其历史合理性,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确实是具有比较性的议题研究了,即相对于政治学理论和国内政治的研究,对外国政治的研究更具有比较性。

  推动比较政治学迅速发展和议题变迁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兴民族国家的大量出现,随着它们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和学者急需对这一新的政治现象进行解释,从而推动了对这些后发展国家的研究;行为主义理论又恰巧在这一时期产生,两者的结合使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更为可行和精确,甚至产生了所谓“普世”的发展主义理论。这些变化都大大地推进了比较性议题的研究。比较性议题是指现代化以来对“共生的政治现象”的研究。例如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包括这一时期后发展国家出现的民主化趋势,60—90年代拉美和东亚出现的威权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后的民主选举以及90年代以来的非政府组织、抗争运动等中观和微观的政治现象。最初的比较性议题都是对这些共生性现象的研究,它使一些比较主义者不再把传统意义上的外国政治看成是比较研究,他们自70年代开始提出,只有对共生性议题的直接而明确的比较才算是比较研究。对这些多国比较性议题进行研究的最显性的方法或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多地应用了比较方法,尤其是相似比较的方法。

  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对共生性现象进行特性研究而非比较研究的情况,例如仅对某一国家选举或威权主义政体的个案研究。另一种情况是,随着比较研究的发展,比较主义者开始对某些“非共生”的政治现象进行相异性比较研究,例如相互孤立的、包括由逆全球化现象而引发的多元民族文化回归或文化碎片化现象;随着这种相异性比较研究的增多,可能出现对非共生性现象的普遍关注而使其有转变为比较性议题的情况,尽管这种比较性议题并不是由共生性现象引起的。对国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经历了这样的变化。18—20世纪初的国家研究主要是对国家制度的一种孤立的个案研究,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间联系的日益密切,人们在研究国家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建立起各种比较的参照物和框架,在各种比较主义理论范式的主导下,这一时期的“回归国家”研究多是在比较的框架中进行的。不过,比较的国家研究与经典政治学的国家研究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前者多是在中观或微观层面上进行的,而后者多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

  由此看来,比较政治学早期主要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共生性现象的研究,后来扩展到对非共生性现象的比较研究,但是,对共生性现象的研究始终是比较政治学的主要议题。但在不同时期,对同一议题的关注和比较程度的变化会决定其能否成为共生性议题。正像国家研究经历过并仍在经历这种变化一样,很多政治议题也在发生或将要发生这种转变。“在1984年出版的《牛津政治科学手册》一书中,‘回应’(account ability)这一术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代表’这个术语零星出现过几次。在30年后出版的本书中,‘回应’已经成为比较政治学的标志性概念,‘代表’则紧随其后。”(唐士其认为,把“accountability”一词译为“问责”或“问责制”并不全面,这个词的含义是“能够加以说明”,在政治上是指政府必须就其政策和行为对选民进行说明、解释或者回应的一套制度,如果无法说明、不能回应,则必须承担相关的责任。最根本的回应形式就是选举。因此,“accountability”与政府的责任“responsibility”有不同的涵义。)

  比较政治学的内涵不仅受研究议题变化的影响,而且也受理论与方法发展的影响。从发展过程来看,旧制度主义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实际上没有规范的比较工具,因而也没有明确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之后,比较政治学领域相继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模型,如理性选择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同时,直接的案例比较和统计分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从而把越来越多的政治现象纳入了系统而规范的比较框架之中,尤其是将各种新生的和共生性的政治议题纳入了相应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模型之中,以理论来指导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政治议题的比较研究。正如白鲁恂(Lucian Pye)所指出的,行为主义在四个方面推进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一是发展了量化方法,二是创立政治文化理论并推进了政治心理研究,三是重视行为者的政治选择,四是吸纳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这些理论把政治现象纳入特定的研究框架之中进行比较,无论是宏观、微观还是中观理论,都是通过提供或系统规范或科学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使研究过程更具因果性、规范性和可比较性。

  这些理论的发展有一个从系统理论向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微观理论再到中观理论的发展过程,使比较研究更加全面有效。“在过去几十年……建构理论的方式明显改变了。可能是受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结构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过去的比较政治学者往往通过一些系统化的、广泛的理论框架解释政治结果。最初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早期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论文,以及20世纪60年代关于政党形成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点。在今天,大多数理论建构都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即从个人及其利益与信念出发,对累积性的结果加以推测。”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模板,“经济学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涌入无疑增强了比较政治的影响力并为其研究拓展了新的大道”。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就是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起点而建立的一个理论流派,“这个流派的最大特征就是借用了一套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框架来分析政治问题”。像经济学一样,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假定了一套政治人的固定自利性偏好和计算理性,将政治过程看成是一系列从个体理性到集体非理性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强调对政治后果产生重要作用的理性个体的策略性算计和交易行为,在此基础上以演绎的方式推算出一系列形式化的分析模型。这就使原来的微观理论具有了中观的研究框架,并将微观、中观与宏观结合了起来。

  以国家理论研究为例,这一时期取得的成绩就是由对比较政治学的各种理论的应用推动的,是中观与微观层次的比较政治研究,而不是国家或制度的个案研究,具有明确的比较性。罗伯特·H.贝茨(Robert H.Bates)的《热带非洲的市场和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和《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两本书是理性主义推动国家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们以国家领导人的利益为视角分析国家政策,“通过清晰说明领导者的目标,研究者们可以从这些目标以及统治者所面临的具体的环境构造中推导出他们的行动——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后果”,是一项“为主导国家研究的宏观主题提供微观基础的”研究,将“理性主义方法与国家约束这个研究主题的复兴很好地整合在一起”。文化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国家的意象,认为国家运用和表达着主体叙事,这种叙事在他们的理论中有多种功能:它是让国家团聚的基础;它将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国家联系起来,摧毁其他叙事,从而排除其他自主的权威结构存在的可能性;它还创造了包含在社会控制中的国家的有限性和可能性。比较历史分析把国家研究纳入了一个宏观的比较框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对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现代化起源的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详细地考察了每一个国家或案例的情况,将这些来自欧美和亚洲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视为可以比较的单位,阐述了“有利于和不利于建立现代西方民主的格局”。到20世纪末,历史制度主义一度主导了国家研究的方法,“比较政治科学中只剩下一种默认的关于国家研究的方法,即制度主义方法……制度主义理论的中心前提是:今天独特的做事方式在明天仍然有效;面临相同环境的国家行为不一定类似,像系统主导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所说的那样。换言之,制度的特殊结构决定、修正和指示个体的动机。”它说明国家各部分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群体之间如何互动、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等,对于理解国家行为是关键性的。福山也把从政治的“自然状态”到近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宗教、法制、征税、专制主义以及各种原本孤立的政治议题都纳入了他所建构的纵向的或横向的比较框架之中。这样,原来孤立的国家研究现在由于这些理论范式的加入而有了共性和可比性了。

  从方法论的发展来看,在旧制度主义时期,基本的研究方法是个案的罗列,至多有一些潜在的比较;而发展主义和行为主义理论推动了个案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种中观理论的兴起丰富了这种比较,此后,大样本的变量分析兴盛起来,“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过去2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很多国家里都兴起了统计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人们还难以想象比较政治学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进行大样本的、跨国研究的主导形态,而今天,统计方法已经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它大大提高了比较方法的应用能力和效力,扩展了应用领域”。当然,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以后也不会仅仅是大样本的分析,案例比较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这种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应用。例如,政治现代化把所有后发展国家都卷入进来,并极大地促进了国家间的相似比较,使其成为半个多世纪的主要比较政治方法,但逆全球化使人们意识到政治世界的“全球整体框架不能为政治学科探索人类的本质提供(完全的)支撑基础”,比较主义同样为解决各国之间的差异性提供了方法论和认识论,它所进行的相异性比较包括个案比较同样可以让人们观察到真实世界正在发展的多样性变化。

  比较政治学的这些变化使一些比较主义者认为,再像过去那样笼统地把外国政治作为比较政治的议题显得不合时宜了,或者说与现实中直接而明确的比较研究相比,外国政治中那种只有潜在比较性的议题显然已经不够“比较”了,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了直接而明确或实证而规范的比较方法的研究所取代。换言之,在所有的议题都具有比较性的情况下,按照“比较性议题”的观点,如果我们仍要保持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的独特性,似乎只有把更具有比较性的议题研究留在或纳入其中,而剔除那些不那么具有比较性或只具有潜在比较性的研究议题。实际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些外国政治的议题一直未被列入比较政治。例如,过去关于国家的研究完全是在“政治学理论”这一分支学科内展开的,尽管近几十年来比较研究越来越多,但多数仍是在“政治学理论”内进行的,比较政治学关于国家的研究是在次国家制度或政治过程领域进行的;而近现代外国政治思想研究,包括对当代世界各种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研究,即使进行了横向或纵向比较,也并不被看做是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对不同国家的国际关系的比较研究会被列入国际政治学科,对外国政府政策的比较研究会被列入公共管理学等。

  对比较政治学的内涵的不同看法除了源于其议题与方法的变迁外,还源于它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交叉或重叠,导致其学科边界不明显。一般来说,各学科都会发生内容不同程度重叠的情况,因此,在探讨一个学科的内涵时,就不能仅从这个学科或分支学科自身来看,还要从它与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来看。具体到比较政治学来说,就要看它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议题的重叠情况。

  首先,从政治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来看,议题的重叠性并不是比较政治学所独有的,各分支学科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本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它们之间存在很多内容或议题上的重叠。以“政治学理论”为例,其学科特色是否是“理论性”呢?显然是。但这是否意味着它没有稳定的属于自身的经验性研究呢?也是否意味着其他分支学科就没有“理论性”呢?显然不是。实际上,“政治学理论”从来就不是纯理论性的研究,它总是需要通过对政治实践的研究来阐述其规律性和验证其理论性,对国家的案例或特性研究尤其是早期对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研究是国家理论或政治学理论产生、发展和检验的基础。因此,“国家”这一典型的“政治学理论”的议题、想象和命题一直是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这两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尽管二者侧重不同,但在理论与议题上有所重叠。实际上,“政治学理论”不仅“向下”包括国家这种稳定的经验案例的研究,而且“向上”也与哲学有所重合,就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最高的层次上都与哲学有所重合一样。有人把政治哲学等同于政治学理论,一方面,尽管这并不完全准确,但反映了这两个分支学科确有一定的重合性;另一方面,要区分二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即前者表现出更多的理论抽象的特质,而后者则有更多的经验理论的特质,但在实践上一定会由于二者内涵上的交叉性而难以明确划分。因此,所有的学科都有各自特质,但却并非泾渭分明。因为社会现象和知识本来就没有边界,边界和学科是为了认识事物的方便而人为划分的。说到底,所有的经验研究都渗透着理论性,而所有的理论都渗透着经验性,只不过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划分它们之间的边界罢了。

  “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即“国际政治”和“本国政治”也有重叠之处。与“政治学理论”一样,其他各分支学科也是由政治学理论和政治议题构成的,区别在于“政治学理论”更多地关注理论,而其他分支学科更多地关注各自的议题。实际上,将民主看成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范畴,将民主化看成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将政党看成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范畴,将政党类型学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将国家和政治制度看成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范畴,将政体类型或模式如威权主义体制、军人政体等看成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就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是一种基本的但难以划分边界的划分,也是一种划分方法或标准。

  把政治学理论看成是纯理论性的研究议题,把比较政治学看成是经验性的研究议题,这种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比较政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学科内涵,甚至改变了政治学及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方式。因为这样一来,政治学就只有两个分支学科,一个是政治学理论,一个是比较政治(这时应该称为世界政治,含本国政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分支学科划分的意义。从学理上来说,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或者说在理论与经验的两端是清晰的,但在理论与经验的交界之处则可能是模糊的,因为本没有绝对的理论和绝对的经验。具体来说,政治哲学或纯理论与经验的界限是清晰的,但一些次级理论,例如国家理论与经验性的国家研究、政党理论与政党政治、民主理论与民主化等,以及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而且这些次级理论与政治哲学或纯理论之间也没有清晰的界限。此外,学科划分除了要遵循一般的学科划分规律外,通常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例如,结构主义理论产生于国际关系领域,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看成是隶属于国际关系这一政治学分支学科的。

  “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学科重叠和融合问题近十几年来是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将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了国际因素尤其是国际经济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认为国际因素对国内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的变迁有重要的影响。他同时谈到了这两个分支学科的整合问题:“对社会科学家来说,世界经济的国际化似乎敲响了大学里进行的不合时宜地区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丧钟,如果不把所要比较的国家置于共同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则跨国比较毫无意义。同样道理,对于理解政策和制度变迁的差异性来说,那些认为所有国家都根本相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提供有限的见解。如果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不能相互借鉴,人们就不能一贯地理解它们。”亨廷顿是将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相结合的典范,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从研究世界各大文明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到各主要文明及国家载体内部的变化,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有机结合了起来,预测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文明“断层线”两边的战争。这些研究揭示了两个分支学科在议题上的交叉性。近几十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研究注重考量相关国家的国内背景;而对各国的政治发展、民主化等比较政治学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时,也注重考量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也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议题重叠。

  不仅在议题上,而且在理论和方法这样的核心要素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试图用同一种理论或方法将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例如,囚徒困境及利益博弈是理性选择理论最早用来解释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中的投票取向和利益博弈的理论模型,但近几十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研究国际政治中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博弈。实际上,在一些国家中,主要政党之间的博弈与国际政治也有密切关联。例如,英国近年来在“脱欧”问题上的内部斗争以及与欧盟之间的斗争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利益博弈,这一研究完全将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议题交织在一起了。同时,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什么样的利益基础,也成为国际政治中应用理性主义理论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国家间通常要建立一定的联盟关系,而联盟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利益基础,但是,什么样的利益会导致什么样的联盟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摩根索所言,“典型的联盟是根植于充满各种不同目的和不同利益的动力场之中”的。帕特里夏·韦茨曼(Patricia A.Weitsman)指出,国家的决策者通常会根据国家受到的威胁水平而建立不同的联盟关系,“当威胁水平较低时,国家有可能同潜在的朋友或敌人达成低水平的承诺协议……当国家之间的威胁水平上升时,它们有动力形成某种联盟以管理和约束其盟友。这样,彼此之间的威胁就变成互惠和对称性的,而非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屈服。”这就是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比较政治学中的重要理论,为解释政治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近年来它也被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例如,奥尔费奥·菲奥雷托斯(Orfeo Fioretos)2011年发表的《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一文,全面阐述了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国家偏好的来源、治理差距的根本原因以及国际体系更迭与延续的本质等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从根本上来说,“政治学理论”的理论性、“国际政治”的国家间关系性、“比较政治学”的比较性都无法单独形成一门学科,它们都需要“国别政治”来支撑,因而在国别政治中一定会有重叠,内容上一定程度的重叠是一种常态或普遍现象“任何一个学科的独立存在是各个学科存在及相互渗透的前提”。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各分支学科之间在研究议题、理论与实践、方法与本体等方面都可能存在相互渗透和重叠的情况,但其基本特质和内涵还是有质的差异的,因此仍然有必要和可能对它们进行划分。

  关于比较政治学内涵界定的不同观点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都试图对比较政治学的变迁作出解释,因此,只有在承认学科变迁的基础上对这些不同观点进行讨论和回应,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制定出统一的学科划分标准。

  首先,我们可以引入类型学作为分析工具来讨论学科划分的基本问题。毫无疑问,学科划分也是一种类型划分,类型学是学科划分的基本理论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天然的类型”与类型学有相同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社会科学关注的是后者,是有益于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的“人为构建的”类型。换言之,人为构建的类型是对现实的反映,但又不是完全直观的反映,而是对现实的抽象和概括,是按照现实现象的特质以一定的规则从特定的视角进行的抽象和概括,这种类型学带给我们的“不真实的美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不首先在比较的方案中构思两种对立的类型的话,人们的认识就无法取得进步”。显然,学科划分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类型,是我们认识相关知识的一种必要的方法或工具,其目的在于基本反映知识的类型,但为了认识的方便,我们又不得不将具有连续性或相融性的知识进行人为分隔和分类。具体到政治学,就是人为将具有不同特质但具有连续性的政治现象划为不同类型的分支学科,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求有相对明确的边界。

  这种人为构建类型或学科的依据是政治现象和研究议题的基本特质和主要内涵,或者说是在政治现象变化的链条上的阶段性特质及围绕这种特质的内容或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为社会政治现象变化的连续性所局限。社会科学各学科包括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的分类或学科范畴的划分都要依据这一原则,具体来说,就是既要看到政治现象之间的连续性,也要看到它们不同的特质;既要认识到政治学不同分支学科之间没有绝对分野,研究议题之间一定会有交叉和重叠,也要认识到政治现象和议题之间有着“质”的差别。那种认为社会科学或政治学研究的所有议题都是比较性的观点,只强调了社会政治现象的连续性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质性差异,并不符合类型学和学科划分的原则。与类型学一样,学科划分是使学科内涵基本而不是绝对一致,这也是进行学科划分的原则,因为社会现象之间本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

  其次,还要弄清作为学问的比较政治学和作为学科的比较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科学中,学问或学科都是对具有连续性并具有相同特质的社会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在这个意义上,学问与学科是同义概念。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学问通常是直接对一定社会现象作出抽象和概括,直接反映一定社会现象的特质;而学科一是指特定的一门学问,二是指由学者们达成共识、由学术管理部门划定、由多种学问组成的复合性学问,现有的学科基本是后一种类型。一般来说,同一门学问和学科基本一致,因为学科的划分通常是以学问为基础的,但二者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多数学问都不能单独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学问所涉内容较少,就会成为一门学科的组成部分,如比较政治学中的方法、理论范式等都是一门学问,但都不能单独成为一门学科,它们共同组成了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如果学问所涉内容较多,就会成为跨学科的学问,如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和理论。当然,构成一门学科的各种学问之间一定要有明确相同的特质,如构成比较政治学的方法、理论与议题之间都有比较性特质。换言之,这些相对独立但又有一定相同特质的学问组成了一门复合性学问。

  一门学问或学科的特质是指它的本质属性,要解决这门学问或学科“是什么”的问题;而学问或学科的划分是要解决其边界“在哪里”的问题,要划清这门学问或学科所包含的内容。学问是由其基本特质决定的,尽管它也有核心与内涵之分,但二者在特质上有基本一致性,只不过范围大小有所不同;而学科虽然也由这门学问的基本特质决定,也有核心与内涵之分,但由于学科的复合性,其内涵更具外延性,也就是说,要有足够多内容的学问才能形成一门学科。总体来看,内容相近但有所不同的学问组合可能构成一门学科,因而一门学科内议题之间的差异性通常要大于一门学问内议题之间的差异性。这一点在比较政治学这门由方法和本体构成的学科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由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所涉的研究议题太少,它只能通过吸收一定的经验议题来充实学科,由此才能在量上称得上是一门学科,这就使它具有一定的异质性。

  由此看来,学科划分的标准是以基本特质为核心而建立的,围绕这一核心的内容或议题可以被划入这一学科。就比较政治学而言,无论是本体论者还是方法论者,都认为比较性是其基本特质,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观点的学科划分标准来分析。“方法论”对此非常认可,它把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当做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质和基本内容;“比较性议题”对此持较开放的态度,它认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是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质和核心,而比较性议题是比较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在“外国政治”那里,尽管它形成时比较方法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各种理论范式也未产生,但它把对外国政治这一当时最具有比较性的议题作为比较政治本身就说明了它对比较的强调,尤其是在比较的方法和理论发展起来后它自然承认了比较方法及其相关理论的核心地位;“综合论”将比较性议题、外国政治和比较方法都包括在其中,也说明它承认比较政治的比较性特质。因此,将比较政治的方法和理论作为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质并没有争议。争议主要围绕“本体”或研究议题展开。

  关于比较政治学的议题之所以争议较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具有本体性特质差异,只需要在议题之间进行划分不同,比较政治学需要以“方法”为核心来对“本体”或议题进行划分。政治学的议题是对所有政治现象的研究,方法本身并不包括这些现象或议题,换言之,除了方法自身外,政治学分支学科还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现象或议题。因此,比较政治学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其他分支学科“争夺”议题来充实自己,因而其议题一定会与其他分支学科有所交叉。具体来说,政治学所有分支学科都是以研究民族国家中的相关内容为主的,而比较政治学就是对这些内容进行比较研究,这必然会渗透进所有的分支学科之中,从而发生议题交叉的现象。

  从上述四种观点来看,比较政治学的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比较性议题和外国政治。这两方面内容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但也有一定的差别:一是外国政治中会有一些非比较性的议题;二是外国政治通常指经验性的外国国内政治,而比较性议题还包括理论和国际政治的比较,这也是比较政治学“无所不在”说法的来源之一。但无论是两方面内容的重叠或差别,在特定的时期都是以比较性为核心而被认定的。这就是说,比较政治学的内涵不是由特定的议题决定的,相反,其议题是由比较方法或比较程度决定的。从根本上来看,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实际上都是方法与议题的混合,即它们都包含着方法和议题两部分内容,比较方法需要个案或议题来支撑,个案或议题需要用比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各有侧重,或者说方法与议题在它们所界定的比较政治学中所占的比重不同罢了。

  如果以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为标准来界定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虽然可以使比较政治学更为纯粹,即使学问与学科正好吻合,但会因议题太少或现实需要不足而难以构成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也不符合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建立的初衷(研究外国政治)。如果以比较性的议题为标准来界定比较政治学,虽然能弥补前一标准的短缺、剔除非比较性的议题,但会使比较政治学的内涵易变且缺乏稳定性;同时,同一议题的比较性研究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还会使议题渗入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中,从而造成议题和学科划分的困难。如果以外国政治来界定比较政治学,虽然这在比较政治学产生的初期还较易区分,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比较性议题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那些没有比较性或只有潜在比较性的议题不应被看做是比较政治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界定方法还要说明哪些外国政治属于比较政治学?例如,外国政治思想史和当代世界政治思潮从来是属于“政治学理论”但政治文化这一非制度主义的研究议题则属于比较政治。

  由此看来,制定比较政治学的划分标准和确定其学科范畴要将“方法论”与“本体论”统一起来,尤其是要在此基础上将“本体论”内部不同的议题划分标准统一起来,在区分议题的标准上达成共识。由于各种观点制定的定义或划分标准都是以比较为核心的,因此,只要认识到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单一性学问是方法论的,但作为一门复合性学问或学科的核心内容是比较方法、主要内容是由比较性议题所构成的,就达成了基本共识。当然这还不够,因为这还没有解决议题重叠尤其是在潜在比较与直接比较之间界限划分的问题,还没有在政治学不同分支学科的边界上对相关议题进行区分,这就需要根据学科划分的规律,确定一些使用比较研究较多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而不能按照单个议题进行划分。换言之,如果某一研究领域有较多的比较性议题,那么即使这个领域内一些议题较少或没有使用比较方法,也应被列入比较政治学,传统上很多学科都是依据这个原则划分的。就像国家研究,过去一直是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范畴,现在仍以政治学理论研究为主,尽管出现了一些比较研究,那仍归属于政治学理论。就比较政治学来说,这样做既遵循了比较的基本特质和标准,又保证了一定量的议题留在比较政治学之中,还避免了议题的重复性,从而为学科划分提供了方便。概括来说,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的理论与方法和学者们达成共识的“外国政治”。所以,按照研究领域来划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学者的共识,由于比较性与非比较性的边界模糊,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在产生时人们对比较政治学的认识不同,所以在尊重比较政治学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学者的共识对于确定比较政治学的内涵也很重要。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国外政治思潮被列入政治学理论而政治文化被列入比较政治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政治思想、政治思潮与政治文化有相同的特质,虽然它们都是“外国政治”,但前两者从未被划入比较政治学,这与它们的质性研究传统和比较政治学产生之初的制度传统有关,而政治文化理论一开始就主要是由定量的比较研究驱动的,这是它区别于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它被划入比较政治学的主要原因。

  最后,比较政治学的划分标准可以这样表述:以比较政治方法为核心(包括比较的基本方法和比较政治的各种理论范式),以“外国政治”的某些研究领域为主要内涵。至于哪些“外国政治”可以被列入比较政治学,一是要依据比较的原则达到共识,二是要对于那些由于议题比较程度的变化所产生的分歧可以依据统计数据来决定这一领域的学科归属。

  本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比较政治学以研究“外国政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观点,但是对其概念与内涵进行了修正,尤其是在回应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了比较政治学学科界定的内在矛盾,提出划分这一学科应该遵守的原则,包括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间的区分原则,这样有利于对这一学科的内涵达成共识。在此之后,就是依据这个标准来确定比较政治学基本的学科范畴。需要明确的是,学科是认识相关知识的工具,而不是限制学术探索的框架。因此,无论学科如何划分,都不会改变社会政治现象变化的连续性和相互间的交融,自然也不应阻碍我们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所以,尽管本文研究的是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划分,但这不意味着笔者主张它孤立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外,因为它甚至不是孤立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之外的。相反,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交融联系或一定程度的内容重叠。学科的独立性与交融性并存是所有学科的现实,在此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一门学科的特质,才能运用好学科工具。(注释略)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9年01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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