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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聚焦】陈刚:改革开放40年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

发布时间:2019-06-24 18:3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8年是恢复发展期,1999年以来的20年是快速发展期。在40年的发展中,各类研究机构先后设立,多套比较政治丛书和集刊陆续推出,比较政治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共同体日渐形成,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不断丰富和拓展。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今后比较政治的跨学科研究将日益增多,注重国家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将获得更大发展,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需要的区域和国别政治研究将得到加强和深化,新制度主义范式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展。

  比较政治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象、政治问题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在通行的学科分类中,比较政治一般相对于本国政治而言,通常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一段时期里也有用“外国政治”来指代“比较政治”的。比较政治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学就源于比较政治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以他对古希腊各城邦政治的研究为基础撰写的,而在所谓传统政治学时期,学者们也特别注重对各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比较”是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最常见的研究方法之一。要更好地认识政治现象、总结政治规律乃至建构有说服力的政治理论,都离不开比较方法的运用。不仅如此,比较政治还是政治学中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的领域。正是通过对他国政治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了许多新的政治现象,得出了许多新的政治洞见,创造了许多新的政治概念。

  中国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专事比较政治研究,如刘逎诚、费巩、钱端升、沈乃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政治学科被取消,比较政治研究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于停滞。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了解外国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其次,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国家间相互依存加深,外国政情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需要时时关注;再者,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利益更多地参与了国际事务,这也要求加强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因而,比较政治研究再度兴起。

  1979年3月,中国领导人提出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需要尽快“补课”之后,中国政治学开始重建,并获得快速发展,其中也包括比较政治研究。在1979—1998年,比较政治研究的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政治经典著作的译介。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政治译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比较政治制度的通论性著作,如日本政治学家佐藤功的《比较政治制度》。二是介绍比较政治理论和方法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阿尔蒙德的两本书,即《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与鲍威尔合著)和《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与维巴合著)。外国学者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比较分析的具体内容,提出的有关政治文化的基本观点乃至书中的问卷设计等,都给当时中国的研究者以极大启发。

  2.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1980年代高校政治学系陆续复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很早就开始了对外国政治、比较政治方向研究生的培养。1979—1998年,中国高校开设的与比较政治相关的本科生、硕士生课程有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比较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人事制度、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西方文官制度、英美政治等。

  3.撰写探索性的比较政治研究著作。政治学恢复初期,在相关教学中组织撰写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罗豪才、吴撷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杨柏华、明轩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等著作,对英美法德意日等国的宪法发展、公民基本权利、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府制度、司法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官制度及舆论和舆论控制等进行了介绍,在引用国外学者观点的同时,又做了批判性的评议。虽然这些著作还带有较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其中丰富的材料和对制度细节的说明使研究者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外国的政治制度。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速,一些学者为更客观地评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开始使用“西方国家”这一兼具政治和地理意味的术语,出版了多部相关教材和专著。其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杨祖功、顾俊礼等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在结构和内容编排上颇具特色,除对西方政治制度历史演变的考察外,还有“典型国别比较”的设计,以及对欧共体政治体系的介绍。《比较政府体制》(曹沛霖、徐宗士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开始采用统一的比较框架。曹沛霖先生指出:“比较政府体制既要研究‘共性’,也要研究‘个性’,通过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个性’研究,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它们的‘共性’,因为‘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这种辩证的观点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比较政治研究者来说,是很好的方法论指导。《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的眼界更加开阔,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制度的比较。该著对政治时代、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政治发展、政治世界、政治科学这十大领域进行了比较分析,且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如“政治化的人类”,社会主义国家“不完全的政治”等,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探索当代政治的结构格局”,“寻求政治的规则关系”。

  4.大型国别政治研究丛书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推出“外国政府体制丛书”,但篇幅相当有限,且内容只涉及狭义的政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人迫切需要全面把握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基于此,时任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的俞可平牵头主编了第一套大型国别政治研究丛书——“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共16分册),系统介绍了20多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虽然这套丛书所介绍的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今已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在新世纪之前,它完全称得上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集大成者。

  尽管在1979—1998年,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也明显地带有草创阶段的一些局限性:

  第一,研究者仅限于社科院系统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少数重点高校的学者,人数相当有限。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只有少部分学者具备从事该领域研究所需的语言、方法、经费、资料等条件。不过,到90年代中后期,各级党校、宣传部门、政策研究机构也开始有研究者投身于该领域,研究队伍逐渐扩大。

  第二,研究目的以认识外国政治为主,且大多数比较研究只是分国别的政情介绍。外国政治是怎样的,与中国政治有何不同,该如何客观评价,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学者最先被要求回答的问题。所以,最初的比较政治研究成果中包含了相当多的解析外国政治的工具书、辞典、参考资料等,以及对某些大国政治的概况式介绍。有些书虽然名有“比较”,但往往只是细分不同主题后在相应章节里对不同国家的政治进行叙述;另一些多人共撰的书则因缺乏共有的比较框架而带有国别政治研究论文集的性质。尽管如此,这些成果对国人更好地认识外国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其中有误解或者理解片面的地方,但已摆脱了只从阶级性角度去批判的狭隘立场,这无疑是极大的进步。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传统的偏静态的制度描述,量化研究所占的比重很小。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传统上最为常见的就是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秉持此路径的研究者偏爱从宪法和组织法等法律文本入手,去探讨国家机构的设置、产生办法、权限、相互关系等制度问题,这种倾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很多研究者身上都有所体现。很显然,这样的研究具有研究方便、用语准确等优点,但也正如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偏静态的描述,现实中一些国家的政治过程可能与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制度设置大相径庭。此外,早期的一些著作仅仅因为其涉及外国和运用了两个以上国家的材料就被看作是比较研究,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一直在摸索行之有效的比较方法,后期的一些著作已有对比较框架的设计和对所选国家可比性、代表性的考虑,体现出方法论上的自觉。

  第四,研究主题相对狭窄,侧重于对各国宏观政治制度架构的剖析和说明。受传统制度主义倾向的影响,20世纪末的比较政治研究者热衷于研究各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构成,然后进行对比分析,且往往遵循特定的“程式”:先把某种制度划分为几种类型,接着分别叙述每种类型的特征,再举例说明哪些国家可被归为哪种类型,进而谈属于某种类型的两个或更多个国家之间又有何差异,最后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历史、文化原因。显然,这样的比较研究可能遗漏一些细节,或者忽略对制度的经济、社会环境的考察,但它们对国人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外国政治的基本概况非常有帮助。考虑到长期封闭所导致的对国外政治生活的陌生,这一时期的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被认为最典型地体现着政治特性的政治制度架构上,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最先吸引他们的,以及使他们最深切地感受到与中国不同的,也正是这些重要的政治制度架构。

  20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比较政治课程,招收比较政治方向的研究生、博士生,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人数增长很快,且有了更为强烈的学科意识。同时,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比较政治学教材和通论性著作陆续出版,且不再局限于比较政治制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张小劲和景跃进的《比较政治学导论》、李路曲的《比较政治学解析》、杨光斌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潘维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高奇琦的《比较政治学:学科、议题和方法》等。具体来看,这一时期比较政治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比较政治研究机构的设立。比较政治研究者学科意识的增强,也表现在相继成立了一批有一定独立性的专业性研究机构。从1999年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创立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开始,目前国内冠以“比较政治”之名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已有十数个之多。有些机构虽然在名称上有些区别,但仍以各国政治的比较研究为重心,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的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等。与这些以科研为主的研究机构不同,部分高校还以“比较政治”为名整合其教学单位,如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设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也于2012年设立比较政治学系。同时,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自成立起也一直以比较政治学为研究方向。

  2.比较政治丛书和集刊的出版。在1979—1998年,大多数成果都是分散出版的,一些丛书名为“比较”,但实际更侧重“分述”。进入新世纪后,上述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不仅出版了多套比较政治丛书,还出现了多个集刊。在丛书中,最受关注的是徐育苗教授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另外,宁骚教授主编的“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集中翻译出版了威亚尔达、奥唐奈等人的13部著作。同一时期的其他一些译丛虽未冠“比较政治”之名,但也收录了利普哈特、普沃斯基、林茨等比较政治学者的经典著作。在集刊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师范大学李路曲主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主编的《比较政治评论》,以及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主编的以收录编译论文为主的《比较政治学前沿》。

  3.比较政治研究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2010年5月的“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是国内首次以“比较政治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此后,有关的研讨会逐年增多,还举办了“比较政治”的国际性学术会议。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学术共同体已渐渐成形,且规模仍在扩大。综观这一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到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第一,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既有质性研究也有量化研究,有个案研究也有统计分析。研究方法的革新是近20年来取得的最大进步。在比较政治研究的恢复发展阶段,传统的制度研究和对个案的深描仍然是主流,且比较国、比较项的选择和比较框架的设计仍显得不够审慎。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者引入了更多的研究方法,包括以特定理论为指导的研究方法和实际操作中运用的研究方法。就前者而言,杨光斌强调比较历史分析是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曾毅等强调历史制度主义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高春芽等则探讨了理性选择理论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运用。就后者而言,又可大致分为质性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以及两者结合的一些研究方法。另外,一些年轻学者已能熟练运用定量回归分析,且试图将其与多案例的考察结合起来,以增加理论的说服力。

  第二,研究更具有比较视野,且研究范围和主题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首先,从研究视野来看,在恢复发展阶段,研究者倾向于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将其政治与中国进行对比,或者较为随意地选择多个国家按章节排列分述其政治。这种比较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可获得的资料情况来开展的,在是否可比、为何比及如何比的问题上相对含混。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表现之一就是位于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国家也常被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同时,研究者也更加注意可比性的问题,如增加了对拥有类似制度或国情的大国之间的比较,以及对文化、地理环境类似的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比较。其次,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主题日益深入。仅以比较政党政治的研究为例,先前的研究者更关注不同国家政党的历史发展、特征、类型、纲领、与选民关系等内容,而近20年来学者们还就党内民主、政党章程、政党法规、政党监督、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结构、政党代表大会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第三,研究越来越强调实用性,且注重深度解释和规律的探寻。与之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更加注重实用性。无论是前面提到的研究视野的拓宽,还是研究范围的扩大、主题的深入,都与国家的现实需要息息相关。把东南亚、拉美、中亚、非洲国家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的变化。同时,比较政治学者探讨的很多主题也回应了党和国家政治建设的需求,反映了当前国家所遇到的新情况。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即使是单纯出于求知目的所做的比较研究,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同异对比,而是试图对同异的原因进行更为深入的解释,且试图从比较中找寻规律,以促进政治知识的理论化。

  虽然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改革开放40年里取得了重大进步,且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一些文科出身的政治学者无法掌握和运用量化研究工具。很多政治学研究者因无法掌握计量回归、数据分析等量化研究工具,甚至无法读懂量化研究的论文。近年来一些高校已意识到这个问题,陆续增加了研究方法类课程的比重,而年轻一代的学者也开始通过参加研究方法训练班等途径学习新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在当下的学术期刊中,文科化的思维仍然得到更多体现。虽然量化研究未必就优于质性研究,但若能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无疑将会使研究更加深入、更有说服力。

  其次,对非英语国家和小国政治的比较研究仍然较少,还远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到人们外语学习时语种选择倾向的影响,对非英语国家的研究还很欠缺。当然,大国政治受到更多关注,小国政治的研究者较少,有其客观原因,但因为对一些小国研究不够而给国家对外决策造成一定影响,也是现实情况。就此而言,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者仍需做更多的努力。

  此外,中国比较政治学者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和理论还非常有限。经过40年的发展,比较政治研究主导性的概念和理论基本上仍是西方学者供给的,只是到了近几年,才有一些本土学者开始尝试建构概念和理论,如杨光斌提出“治理民主”概念、储建国提出“政党自律”概念、卢正涛提出“建制型国家”概念、包刚升提出“民主崩溃的理论”等。

  第一,跨学科研究增多,特别是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日益交融。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一直是多学科学者共同推动的,今后这种跨学科性将表现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随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联度的加深,比较政治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的互动交流将进一步增加。虽然按照一般的理解,国际政治研究国家间的政治互动,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但“全球化和次地区化的发展将这两个学科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推动两学科的交叉问题研究,并从中提炼出描述两者特征的理论便显得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

  第二,注重国家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将有更大的发展。比较政治经济学是比较政治的一个研究领域,它“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目前国内已有多所高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学者们开始研究不同国家和不同体制的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比较政治研究中原本就有发展主义的路径,而“发展型国家”也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只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国政治结构对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第三,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需要的区域和国别政治研究将得到加强和深化。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新成立了很多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目前全国相关研究机构已达上百个之多,其中获批为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的有37个。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区域和国别研究将会继续加强和深化。

  第四,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影响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将进一步扩展。制度一直是比较政治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不过与旧制度主义的研究传统不同,新制度主义已不再单纯描述制度,而更强调政治行动者与制度的互动。在新制度主义者眼中,制度作为政治行动的背景主要包括“选举竞争规则、政党体系的结构、政府各分支间的关系以及诸如工会一类的经济行动者的结构和组织”等。根据流行的看法,新制度主义可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不同流派对制度的看法及研究制度的角度各不相同,其观念和研究路径对新一代的比较政治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形成了与国外相关研究不同的若干特点:更注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对政治现象进行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更注重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相结合,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选择研究课题;更注重中国与西方政治体制、政治过程的对比,坚持以我为主的研究;更注重利用各种资料、数据来论证某个观点或总结经验、教训。必须承认,与欧美的研究状况相比,目前我们的比较政治研究还只是“蓄势待发”,这一分支学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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