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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郝诗楠 张佳威:论政治转型的“自主模式” 和“约

发布时间:2019-06-19 17:5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原标题:【比较政治学】郝诗楠 张佳威:论政治转型的“自主模式” 和“约束模式”—对埃及与乌克兰的案例比较研究

  作者分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于对现有政治转型研究文献的讨论,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转型分析框架——“自主模式”和“约束模式”,以修正和补充原有的研究。在比较埃及和乌克兰政治转型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结构与行动者因素不同的关系致使两国转型的模式完全相异:埃及属于自主模式,行动者间力量强弱的变化主导了转型的过程和结果;而乌克兰的政治状况由结构因素尤其是地缘政治结构所形塑,其转型类型归于约束模式。

  政治转型是比较政治学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按照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标准,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政治转型浪潮肇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尉官运动”。然而,一些国家虽然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建构了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却频频陷入困境。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就认为许多第三波国家陷入了国家能力偏弱与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困境。另外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斯蒂夫·莱维斯基(Steven Levitsky)也认为,处于“灰色区域”的国家建立的仅是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本文所涉及到的埃及和乌克兰两国政治转型经验即反映了上述的发展困境。

  自2010年底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浪潮席卷了整个西亚和北非地区,其中埃及的政局变化最为激烈。然而西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并未在该国成功建立,反是依靠军人集团的强制方才稳定了政治秩序。转至乌克兰,从其独立之初开始,美、欧、俄便展开了地缘、意识形态以及经济霸权等多重政治博弈,至今危机的阴云仍未完全散去。将两者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政治转型这一重大的政治变迁在埃及由政治行动者所主导,而在乌克兰却以地缘政治结构为核心因素。

  本文将对这种差异进行分析与解释。在回顾学界关于政治转型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于第二部分提出了“自主模式”和“约束模式”两种政治转型类型,试图明晰结构与行动者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关系。而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本文将对埃及和乌克兰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在分析和解释政治转型的动因及巩固的前景等方面,本文认为现有国内外研究大致可划分为“结构路径”、“行动者路径”和“折衷路径”。

  “结构路径(structural approach)”重点关注政治转型的结构性基础条件,大致包括转型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公民文化、政治制度和外部环境。首先,经济结构论者认为经济发展的程度是政治转型的关键。此方面最为著名的论点出自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他认为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对该论点进行了批判式补充,他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线性:不发达国家与民主之间显示出相关性,但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关联性并不存在,在发达国家又会出现某种关联性。其次,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为代表的社会结构论者认为民主政治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因素——即资产阶级的出现。再次,文化结构论者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关注政治文化尤其是“公民文化”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将制度视为政治转型的结构因素。如斯考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和维基·兰德尔(Vicky Randall)重视政体设计和政党制度的重要性。最后,外部环境结构的影响也是这一路径的重要分支。此一路径的学者一般认为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分配状态和国际经济中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状态是两种对国内政治体制特征产生强力塑造作用的外部环境。可以说,结构路径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政治转型研究的主流范式。

  与结构路径相对的是“行动者路径(agent-centered approach)”沿此一路径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再关注所谓的民主前提,而是强调政治行为者的领导技能、态度、策略选择与互动等偶然性因素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遵循该路径的学者大多是过程论者,其中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就指出,政治转型应包括四个关键步骤,行动者选择在每一步骤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关注转型过程中精英的角色。而特里·卡尔(Terry LynnKarl)不仅重视精英的作用,同时关注到社会大众与精英互动的重要性。当然,这一路径的学者同样注意到了外部行动者的作用。比如杰弗里·普莱登(Geoffrey Pridham)在对东南欧的研究时就发现美国、北约和欧盟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关键“行为”对其政治转型的重要影响。

  折衷路径试图对上述两条路径进行调和。例如亨廷顿就认为民主发展需要“先决因素(Precondition)”和“制度设计(Crafting)”两大类条件。先决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公民社会、社会差异、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等演化缓慢的条件;而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央地关系、政权组织形式等条件均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在短期内改变。林茨则将场域、行动者和情境作为影响民主巩固的因素,场域和情境实质上就是结构因素。而夏尔将政治转型区分为启动和贯彻两个环节,并认为结构和行动者在这两个环节各有偏重。显然,在折衷路径的学者看来,政治转型首先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可供行动者选择的政治机会,行动者的政治学习可以突破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困境,而转型的制度选择影响未来行动者的行为激励,决定民主巩固的实现。

  上述三条路径的启发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其不足也是明显的。首先,结构路径很少关心政治转型的“过程”。因此,对于已经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这一路径可以对此做出“经典”的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即“反例”或“异常案例”)就很难给出前瞻式分析。其次,行动者路径往往忽略了行为者的自主性和能力的边界,偏向了主观决定论。最后,折衷路径的学者对上述两条路径的修缮也不甚理想,它并没有将“功能论”和“过程论”加以结合,反而造成“结构”与“行动者”的分裂,如亨廷顿的研究并没有清楚阐述结构与行动者的关系,仅是强调各自的重要性。而林茨试图通过“情境”的概念加以调和,但又造成了概念边界模糊的问题。因此该路径也难以通过对个案加以模式上的区分进而实现真正的比较研究。

  基于对文献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在政治转型中,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应该是一种主客观因素相互融合的表现。因此,本文提出了“约束模式(restrained model)”和“自主模式(autonomous model)”两种类型,用以明晰结构和行动者因素在政治转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进而对两者互动的过程加以清晰展示。

  所谓“约束模式”,是指一种“国家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性力量影响和限制行动者的策略选择”的状况。其中,结构对行动者的具体影响又可分为“塑造作用”和“制约作用”两类。在第一类情境中,行动者本身就是由结构“塑造”而成,因此几乎没有自主性可言。尤其是当受到内、外双重结构叠加限制时,行动者几近会沦为结构的“囚徒”。而制约情境下的行动者在政治转型的初始阶段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能力,但是行动者并没有利用“机会”去突破结构束缚,反而因其不当行为激起了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结构因素的控制力。例如,本已严重分裂的选民社会中,行动者为了强化自身的优势会将制度设计得更为离心,进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可以看出,在约束模式中,虽然两类情境中行动者行为的边界有所区别,但结构因素均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扮演核心力量,而行动者在其中受到或强或弱的塑造或制约,难以突破结构的控制。

  而“自主模式”则相反,该模式强调行动者能够发挥自主性,不仅在解决转型矛盾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选择正确的变革方向,而且在面对外部结构压力时,也可以做出积极的应对。因此在诠释政治转型的过程和结果时,行动者的选择是分析的关键。同样,在自主模式中也存在“削弱作用”和“改造作用”两个不同的情境。首先,行动者在削弱作用之中的初始状态与“约束模式”中的制约作用情境有类似之处,但是该情境中的行动者能够充分利用改革时机,推动政治发展进程。而且,在与结构的互动中,行动者与结构的着力方向相反,积极尝试削弱结构因素对转型过程的阻碍。另一方面,在改造作用的情境中,行动者不仅采取削弱结构因素影响的措施,而且还能够尝试对转型中部分结构因素进行“改造”。例如,从苏联解体到俄罗斯联邦独立,俄罗斯曾发生过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结构巨变:政治上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而在经济上采用“休克疗法”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根本体制的转变就是改造作用情境的最好反映之一。总之,“自主模式”中的行动者是政治转型的主导因素,能在关键事件中的选择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图1对两种模式做了简要总结。下文将充分利用该分析框架,立足埃及和乌克兰的经验,对两国重要政治转型的历程进行清晰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两国政治转型中结构和行动者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其当下政治发展状况进行解释。

  从2005年2月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开启“宪政改革”到2014年6月军人重夺政权,埃及经历了“强人独裁——民主政府——军人回归”的政治轮回。埃及的政治转型由行动者因素所主导,在此过程中行动者对结构因素的削弱和改造作用尤为明显(参见表1),因而归为“自主模式”。

  影响埃及政治发展最突出的结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中的教俗关系是影响埃及政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在现实的埃及国家宗教政治的框架内,一共有四种力量必须明确:以爱资哈尔系统为代表的“支持政府派”,以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温和反对派”以“伊斯兰社团”、“圣战”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激进反对派”,此外还包括占据埃及大约10%人口的科普特人等信奉的基督教派。由于爱资哈尔系统依附于政府,因此穆兄会是埃及国内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反对派。埃及历届政府对待伊斯兰势力尤其是穆兄会基本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政府利用穆兄会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影响力进行政治动员以巩固自身统治;但同时又防范背后的“宗教性”,担心其觊觎政权、推行政治伊斯兰化。其次,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也是一大结构性因素。自纳赛尔时代以来,埃及的经济发展战略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工业发展缓慢,制造业在经济体系中占比偏低,吸收就业人口严重依赖农业、旅游业和劳务输出等传统渠道。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埃及不仅由于外债严重而被世界银行划入“重债穷国”,而且传统吸纳就业的渠道阻滞。在“1.25”爆发的前一年,占埃及总人口65%的青年的失业率高达30%。另外,埃及“两头重中间轻”的社会结构不利于政治稳定,中间阶层的迅速减少致使社会陷入整体失衡的危机之中。

  主导埃及政治转型的行动者因素包括穆巴拉克-军人集团、伊斯兰政治集团和外部政治集团。首先,穆巴拉克-军人集团是埃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由于历任总统均出身行伍,因此军人不仅承担着国防安全的职能,在政治上也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现任总统阿卜杜勒·塞西(Abdel FattahalSisi)就是前军方领导人。其次,伊斯兰政治集团在后穆时代通过民主选举登上权力的巅峰,但仅一年之后就惨遭军政府“取缔”,其命运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过山车式”的变化。这不仅受其背后的宗教属性影响,更与其上台后的保守性激进政策紧密相关。最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是本世纪以来埃及政治发展中最大的外部行动者。从2005年开始,美当局就通过经济援助、外交施压等途径督促穆氏政权进行民主化改革,而对埃及社会的渗透更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对埃国内的NGO组织进行人员和资金的输送。

  埃及的政治转型肇始于穆巴拉克改革。这其中,穆巴拉克-军人集团和外部行动者的作用最具影响,主导着整个过程的方向。首先从改革起因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干预是重要推动力量。美当局一直将埃及的民主化进程视为其“大中东计划”的关键环节。2005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在就职演讲中直接“批评”埃及的国内政治形势,而数天后埃当局就宣布启动政治改革。第二,就整个改革过程来看,穆巴拉克-军人集团是绝对的核心力量。穆氏改革的内容主要围绕政治制度设计展开,比如修宪对于多党竞争的开放不仅满足了外部行动者的需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政治危机,例如当时最大的政治反对力量华夫就公开做出支持穆氏的决定。第三,从改革的效果来看穆巴拉克-军人集团的目标基本达到。一方面,穆巴拉克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得以连任,而执政党也继续控制议会绝对多数,使得该集团能够继续掌控大权;另一方面,政府反对派的参政需求也得以满足,尤其是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政治集团恢复了合法地位,教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行动者因素是穆巴拉克改革中的基础性力量。而诸如教俗关系等结构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被行动者的“积极”行为所弱化,因此该案例反映了自主模式中行动者对结构因素削弱作用的情境。

  2011年1月25日,埃及全国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穆氏政权顷刻瓦解。但其后所谓的“民主时间”并没有到来,反而造成了埃及社会动荡。回顾“1·25”后埃及的政治转型历程,以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政治集团积极参与重建,并试图改变原有的政治结构。因此,伊斯兰政治集团在这一时期的崛起属于行动者对结构改造作用的情境。

  后穆时代,埃及政治结构中最大的变量是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政治集团的崛起。首先,新的制度建构赋予伊斯兰政治集团以合法性。在“1·25”之前,该集团一切公开场合的活动均被视为非法,而根据埃及2011年的宪法修正案,伊斯兰政治集团获得了成立政党、自主参与政治的权力。政治合法化刺激了该集团的发展。其次,教俗政治力量的强弱发生转折性变化。由于过去长时间的非法状态,致使伊斯兰政治集团在埃及日常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1.25”后首次议会选举中,两个伊斯兰政治派别就控制了近70%的席位,而在其后的总统大选中,穆尔西的当选更是进一步扩大了伊斯兰政治集团的胜利果实。因此在埃及政治的重建阶段,伊斯兰政治集团成功地对原有的结构进行了改造。

  总体来看,埃及的经验大致包含三个重要节点。第一,“穆氏改革”开启埃及的政治转型。改革的开启是由外部行动者推动,而穆巴拉克—军人集团顺势而为,赢得国内外的双重支持,巩固了该集团的统治。因此从转型的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自主”色彩。第二,伊斯兰政治集团登场将政治转型推向高潮。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不仅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Revolution后积极推动埃及的政治重建。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的行动者因素实质上是对原有政治结构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最后,2013年7月军人重新夺权标志着埃及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由穆兄会主导的新政府不仅没有完成社会整合,反而激化了许多埃及新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而军人的重新夺权在结束政治乱局的同时也宣告由伊斯兰政治集团所推动的政治变革的失败。在埃及军人集团主导的新一轮改革中,行动者依旧占据着核心地位。反观结构因素,一方面经济结构对行动者的行为的制约能力有限,在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并不突出。另一方面,教俗矛盾对转型确实存在较大影响力,但这种矛盾在两次政治变革中均出现被控制的迹象。

  由于乌克兰在1996年民主制宪后已经完成了两届政府平稳交接,因此有学者便依据“二次轮替测试”(twoturn-overtest)认为其已经完成政治转型。时至今日,乌克兰却因政治动荡几乎被被划入失败国家的行列。可以说,知识界对于乌克兰政治发展的认识在这20年间有着颠覆性的变化。这是由于乌克兰在政治转型期行动者的行为受到结构因素严重的塑造与制约(参见表2)。它显然与埃及的政治转型模式不同,属于典型的“约束模式”。

  乌克兰政治转型中的结构因素大致包括历史文化、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地缘空间。

  第一,历史文化因素是指乌克兰历史上的分裂状态所造成的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独立后,随着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化,过去许多平行发展的包括民族、宗教和语言在内的历史文化因素开始交织并发生冲突,致使乌克兰国内存在着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俄语与乌语、俄罗斯东正教和乌克兰东正教的对立。加之与分裂主义思潮融合,极大阻滞了政治整合。如今的乌克兰,无论是总统竞选还是议会选举争论和冲突大多集中在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问题,这使得选民对于候选人的偏好并非其政治能力的强弱而更多的依赖于历史文化认同。

  第二,经济的结构性缺陷为域外大国对其内政进行干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空间”。以能源结构为例,天然气占到乌克兰能源消费的“半壁江山”,但其中的90%却需要依赖进口。据统计,乌克兰由于天然气价格上升而引发的经济波动,使其一度成为世界上通货膨胀率第三高的国家。

  第三,乌克兰建国初期非制度化的政治取向对其转型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独立初期,由于对1976年宪法的沿用,其选举、议会、政党、内阁等大量基本制度缺失,政治运转长期处于非制度化的状态。以政党制度为例,乌精英起初致力于非政党政府的建设,鼓励以个人身份参与选举,但终致寡头政治出现。而寡头格局的形成不仅造成政治的严重腐败,寡头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深刻影响政局稳定。

  第四,受特殊的地缘空间影响,乌克兰不得不在以俄罗斯和美国、欧盟之间的大国关系的夹缝中生存,以致有学者将从乌克兰“哈尔科夫-顿巴斯-克里米亚黑海沿岸”描述为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新冷战”的地理分界线和“文明断裂线”。乌克兰政治转型中的行动者因素可以分为国内的“橙蓝阵营”,以及欧美和俄罗斯等外部势力。

  首先,橙蓝两大阵营的出现缘起于2002年议会选举时“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体制之争,后在“Orange Revolution”中演变为政治对立和冲突。其次,外部势力的干预也在乌克兰政治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2013年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为例,西方的一些政客要么在媒体发声间接支持抗议者,要么亲临现场呼吁示威民众坚持抗议,甚至鼓动乌政客推翻当局政府。据揭秘的电话记录显示,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甚至鼓励推翻亚努科维奇,并承诺给阿尔谢尼·亚采纽克(Arseniy Yatsenyuk)新政府总理的职位。俄罗斯也多次声援乌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并为亚氏政府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与亲西方势力展开对峙。

  2004年发生的“Orange Revolution”被西方学者称作是乌克兰民主巩固的关键一役,但同时也是其政治转型完全置于结构约束之中的滥觞,其一方面主要表现为乌内政问题逐渐外部化——大国关系恶化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限制其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因素在乌转型中的影响凸显,致使地区分裂加剧,国家整合困难,进而使得行动者的自主性逐步丧失。

  Orange Revolution中结构因素对行动者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行动者自身就是结构形塑之产物。乌克兰政治势力的分野是一种基于地区和对外部势力的态度分界线相重合的分裂(segment)。橙色阵营主要受欧美支持,代表中、西部选民利益;而蓝色阵营与俄罗斯关系紧密,由东、南部选民支持。其次,行动者的对立是外部结构性矛盾爆发的现实反映。Orange Revolution之时正值北约第二轮东扩的关键阶段,也是俄罗斯国力复苏的重要时期,并且双方都将乌视为其重要的战略支点。美国和欧盟分别立足于军事权力和经济、价值观等力量,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空间。因此,地缘政治形势成为乌国内两大阵营对抗的重要支撑力量。最后,Revolution的结果反映出外部结构力量的强弱。以2004年的总统选举为例,橙营的胜利实质上是北约和欧盟对俄罗斯暂时压制的一种反映。当时的俄罗斯寻求与欧盟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因此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也影响到蓝营的实力。

  总之,Orange Revolution之中的两大阵营是乌克兰内外部结构共同塑造的结果,阵营之间的对抗也是当时大国对抗所引发的地区关系紧张局面的一种真实反映。而行动者因素似乎只能“惟结构是从”,反映了约束模式中结构对行动者的塑造作用。

  “Orange Revolution”后,乌克兰内部行动者本有机会进行全面的国家整合,但橙蓝阵营都无法超越地区之间的分裂,反而激起了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在强化结构控制力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行动者的自主能力。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实质上就是这种行动者激化结构矛盾的后果,以下从危机聚集、触发和深化等三个阶段去考察两类因素的关系。

  首先,在危机聚集阶段,乌政治精英的偏激行为致使历史认同差异逐渐演化成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增加了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Orange Revolution之后尤先科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一系列举措破坏了乌国家建构的根基,使得与俄有天然联系的东部地区离心倾向加剧,以克里米亚为代表的俄族聚居区甚至掀起了独立热潮。其次,在危机触发阶段,外部结构因素干预频繁,制约乌政治独立运作。前文已述,蓝营实际是俄罗斯在乌国内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受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亚氏政府自执政以来就积极深化与俄关系,渐渐疏离欧美。2010年7月,由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主导的乌议会通过了一份名为“乌克兰国内与外交政策基础”的法律文件,该文件明确表示乌将不寻求加入北约。这使得亚努科维奇成为乌克兰独立以来第一位明确做此表示的总统,其“弃欧亲俄”的做法却触及到了欧美大国的战略底线,直接促使危机的爆发。最后,在危机深化阶段,内外部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致乌政治整体性失败。在这一阶段,乌克兰地区对立的状况与外部大国政治对抗形势相契合,致使当局政策失效,乌克兰陷入分裂和持续的动荡之中。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结构因素通过对行动者的限制和塑造在整个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内部行动者的角度出发,其行为深受结构因素的塑造。前文已有所提及,由于制度限制,乌克兰的政治运转往往依靠寡头集团,而无论是哪个集团把控政权,均无法克服历史文化因素和所代表地区利益的影响,不能对乌政治进行全面而有效的整合。第二,外部行动者的干预行为是外部结构因素矛盾激化的真实反映。冷战以一种非对称的方式结束,并未能以国际条约签署的形式予以确认,给这一地区的安全埋下隐患。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和欧盟与北约事实上的一体化等多重因素作用,该地区出现大国对立的格局。外部行动者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前提下活动,呈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势。第三,乌克兰政治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行动者始终无法对地区分裂进行有效整合,而这一问题的产生本身与行动者受结构因素塑造和限制作用密切相关。因此,在乌克兰政治转型中,行动者活动的空间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内部行动者,事实上受到内、外部双重结构因素的双重控制。

  本文从政治转型中结构与行动者的关系出发,提出“自主模式”和“约束模式”,以对原有的政治转型文献加以修正和补充,并应用于埃及和乌克兰的案例比较之中。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埃及的政治转型是一种“自主模式”。其中穆巴拉克-军人集团、伊斯兰政治集团和外部政治集团等行动者在转型过程的各个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教俗关系和经济状况等结构因素在其中的影响却并不明显,反而在穆巴拉克改革和伊斯兰政治集团崛起的重要情境中受到行动者的削弱甚至是改造。第二,乌克兰的政治转型则属于“约束模式”。历史文化、能源经济、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等结构性因素是其转型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状况的结合,使得乌克兰的行动者丧失自主性,沦为结构的“囚徒”。尤其是在Orange Revolution和2013年乌克兰政治危机两个关键政治事件中,结构对行动者的塑造和制约作用非常明显。

  上述案例分析也同样具备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其一,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政治转型中所要探究的重要内容,只有将这一对关系加以明晰才能诠释不同国家转型之路的差异。其二,简单罗列政治转型中的若干因素本质上是机械主义的体现,对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通过对结构与行动者关系模式的划分,不仅有利于我们对转型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透彻地了解其中的因果机制,而且能够对一般的经验加以模式化的总结,为各国之间的比较提供可以依据的理论支撑。(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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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18年第5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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